危重症患者的临床营养干预是以营养支持为先端发展起来的。中国有句古话“三分治，七分养”。充分强调了营养支持在疾病治疗中的重要性。近代临床营养干预始于20世纪中期。以Moore教授为代表的外科医生阐明了外科患者在应激状态下的一系列代谢变化，为临床营养干预奠定了理论基础。Aubaniac成功完成了中心静脉置管术，为静脉营养解决了途径问题。相继开发的水解蛋白（1939）、结晶氨基酸（1940）和大豆油脂肪乳剂（1961）解决了静脉用能量物质的生产问题。1968年Dudrick首先报道了全肠外营养（TPN）实验与临床研究成果。1969年Randall受宇航员饮食启发，发明要素膳从而开启了肠内营养临床实践。得利于黎介寿、蒋朱明等老一辈专家的开拓性工作，国内临床营养干预所需的营养制剂与诊疗规范也已初成体系。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危重症患者的机体分解与合成代谢同时存在，不同患者、不同病症之间仅仅是不平衡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过高的营养和营养不良一样，可对机体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反应。尝试给予危重症患者强化营养支持并不能阻止严重分解代谢时体内蛋白质的大量丢失，不能逆转严重的负氮平衡。所谓的"静脉高营养"一词已经被弃用。随着危重症患者疾病谱的变化，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除了传统的外科重症患者，一些不存在营养缺乏、甚至营养相对过剩的疾病，如糖尿病，高脂血症，心、肾功能衰竭等等疾病同样需要临床营养学干预。营养支持的范畴从仅仅考虑怎么样补充、供给能量与营养物质，逐渐转变到关注于如何使机体细胞对获得的营养底物进行正常或近似正常的代谢，以维持或改善器官、组织结构和功能。临床营养支持不再是一项单纯给予营养物质的技术，而是涉及到患者病理生理与代谢改变的学科，它已经成为许多患者，特别是危重病患者的一项不可缺少的治疗措施。
摒弃一些医生头脑中 “没有营养不良就是正常”的错误认识，完成由”营养支持”到“营养治疗”的观念转变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将临床营养干预纳入治疗学体系，改变营养治疗在危重症治疗方案中的从属关系，开展有关治疗目标与适应症、禁忌症的研究，选择达到治疗目标的手段与措施，同时监控并发症，进行疗效评估，开展预后随访等工作，将有助于更加规范营养治疗的临床应用。随着这一观念的转变，危重症患者的营养干预目标亦将发生改变——从以补充为主要目的的支持化干预，发展为以保持稳态平衡为主要目的的治疗化干预。干预措施从“支持”到“治疗”的改变必然导致适应症的变化。对于危重症患者，只要存在代谢相关性疾病危险因素或者相关病史，即应开始营养治疗，预防代谢失衡发生，而不能等到有代谢失衡发生后再去干预。既往有关营养干预的预后与随访的研究较少，树立“营养治疗”的观念，不但帮助临床医生重视患者营养失衡的纠正，也将更好的建立疗效评估标准，并开展营养失衡的二级预防工作。
这种观念的转变对于选择危重症患者营养治疗的手段同样具有重要实践意义。面对一名化脓性扁桃体炎的患者，医生首先考虑是否需要选用抗生素，而不是首先考虑口服还是静脉输液。同样，对于营养状态失衡的危重症患者来说，无论给予肠内或肠外营养都是为了达到纠正代谢失衡、维持代谢平衡的治疗手段，二者不应互相排斥。至于如何选用，则取决于治疗目的。在“营养支持”时代，人们对危重症患者中使用生长因子类药物与生态免疫营养制剂尚不明确。如果从“营养治疗”的角度观察，即使上述两种药物的临床疗效目前尚存在争议，但通过外源性物质调节机体营养代谢平衡治疗可能成为指导药物开发的新思路。
20世纪80年代循证医学兴起后，临床营养的研究和实践均受到其深远影响。通过这些循证医学的证据人们发现，临床营养治疗的应用价值，无论是肠内营养还是肠外营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患者营养状况的评定和对适应证的恰当掌握。此外，有关免疫调节营养制剂和生长因子类药物的循证医学临床试验也得到初步结果。 可以预期，在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循证医学结果证实“营养治疗”的重要作用，从而推动临床营养实践和研究向深层次发展。
最后，强调从“营养支持”到“营养治疗”一脉相承中过渡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国家基本用药与社会医疗保险用药的目录时，从治疗用药的角度出发，结合国内外最新循证医学提供的证据，扩大涉及营养治疗药物的目录范围，使危重症患者能及时获得这项必要的基本治疗，加速康复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