铮铮铁骨 赤胆忠心
忆伯父赵志良大人生平—赵答昌
小的时候，伯父非常疼爱我，经常给我讲家中祖辈的一些事情。
生于忧患年代，从小养成勤劳忠勇品格
1908年（生日不详），伯父出生在一普通贫苦农民家中。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清朝即将灭亡，民国即将诞生的年代。那时，军阀混战，各自为政，民不聊生。我们祖居之地更是贫穷落后。祖父一辈，弟兄多人守着十几亩坡岭薄地，几间旧房，一家老小多人苦度日月。
伯父还在三四岁时，家中连续死去曾祖父母等三人，无力埋葬，无奈卖去几亩地，才安葬了几位亲人。家中日子更艰难了。
伯父十岁左右时，在村里读了两年私塾。由于他记忆力强，认识了不少字，熟悉“三字经”，“百家姓”，后因家中困难，在十二岁就开始随祖父下地干活。各种农活，提犁，撒种，务麦秸，饲养牲畜样样精通。全家人辛勤劳动，精打细算，勤俭节约，光景稍有改变。
为改变家中居住条件，1925年左右，十几岁的伯父就随祖父们起早贪黑，多次进山购买木料。在家打土坯（胡基），自己烧砖瓦。经过几年辛苦努力，在自家院内盖起了三间厅房，修缮了三间前房，完成了祖父一代多年的心愿。
那个年代，匪患四起，民不安生，为护家保村，村民自发组织保护团体，学武练功，并成立“硬肚团”，手持大刀长矛，与土匪溃兵展开殊死斗争。伯父当时年轻气盛，忠诚勇敢，每次作战他冲锋在前，回家来总是伤痕累累，浑身血迹斑斑。一次在与某军阀一帮溃军进行护村作战时身受重伤，昏迷不醒，被抬回家来。解下勒在腰间的布带，竟掉下好几颗枪弹头。
我们村庄处在西安通往东南诸省的重要交通大道边上。（现为312国道）经常有各路军阀队伍从村上经过或扎营。他们拉夫，抓丁，强要粮饷。青壮年人不敢在家待，伯父他们也经常因过队伍而逃出家中，在北部岭区一些亲戚家中躲避。往往造成田地荒芜，家中逐渐贫困。1928年伯父刚结婚一年多，妻子得病，无钱也无医可治，不久病故。家中情况急转直下，日子一天艰难于一天，好几年靠卖地度日。
民国十八年（约1930年），陕西发生历史罕见大旱灾，三年六料（季）无收成。（人们称十八年年殣）。当时是饿殍遍地，民不聊生，逃荒要饭之人络绎不绝。一天黄昏时分，一双母女要饭来到家中，祖父母为人心善，看着天色已晚，遂留下母女二人在家中歇息，并端来菜粥，馍馍与她们充饥。晚间闲谈中，得知伯父尚无妻小，且感觉家中皆为善良勤劳之人。其女又比伯父小几岁，而他们家中又无力养女，且时年又兵荒马乱，便有意将女留此家中，嫁与伯父为妻。当时祖父母也看此女善良灵巧，听言非常高兴，留她们母女在家中住了几日，凑了些粮食，雇了一辆牛车送该母女回家。几个月后就嫁到家中。伯母终生勤劳善良，为保全家平安虔心佛教，吃斋念佛，主持家务，侍奉祖父母，抚养儿女，与伯父合力辛劳，耕种家中土地。使家中经济状况逐年好转。几年后，省吃俭用，又买下几亩薄地和牲口，家中日子渐为好转。
苦心积累，开起棉花加工作坊，服务乡邻百姓
抗日战争结束时，历经连年战乱后，蓝田地区处于一段相对平稳的时期。这时伯父正处于青壮年且经常出外见多识广，看到本地缺少棉花加工技术，老百姓家中自产少量棉花，苦于无处加工。他在外地见过棉花弹榨机械，加之叔父又在西安大华纱厂打过工，懂得弹扎棉花技术。便与祖父协商，并四处告借，凑齐资金，买回棉花加工机械。他们请来能工巧匠，自己设计加工制造出以驴骡为动力的棉花加工机械装置。办起了家庭小型棉花加工作坊。
由于伯父为人忠厚善良，待人热情诚恳，拧，弹棉花收费极为低廉，深为方圆几十里的百姓所青睐。不少顾客路途较远，弹花后在家喝水，吃饭招呼十分周到，因而周围几十里的人们提到罗李村花车子家，无人不知，无人不赞叹花车子一家好人！棉花机房一直开到解放后1956年转社。村上修起了水力棉花加工机房为止。（当时还是伯父将自家的机器无私交给了生产合作社）。
投身党的基层组织 无私为村民服务
伯父自幼深受兵荒马乱之苦，十分珍惜平安生活，早年受到进步思想影响，解放初期加入农村党组织，是我们村最早共产党员之一，也是村上早期村干部成员之一。
当时村民对共产党组织认识非常浅薄，上级组织经常开展各种宣传培训会议。伯父作为当时的党员干部，经常参加县上各种培训。因而对党的组织，新的政府，新的政策，知道的要早一些，多一些。与旧社会相比，他深感共产党好，新的政府好，他们为人民办事，为群众着想。他从心底里热爱起共产党，他忠心于党的事业的思想不断加深。他经常和村里的其他干部配合上级派来的工作组人员，组织群众，宣传党的新政策，政府的新要求，开展土地改革宣传教育，组建农村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
1954年农村建立合作社，鼓励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称入社）。当时阻力非常大，农民经历了几千年土地私有制，视土地为自己的命根子，要一下子把土地交出来，归集体所有，确实很难想通，更很难接受。当时伯父和其他干部顶着一些群众的哭闹谩骂，甚至生死威胁，一边宣传政策，一边没黑没明的在各家各户中宣传和动员，并首先做通全家人思想工作，咬着牙将几十年吃苦流汗，省吃俭用买下的十几亩地带头交给农村土地合作社，给其他群众起了模范带头作用。那时候农村干部的工作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全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和对党的忠诚认识，对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向往，去自愿工作的。
1956年，城市农村开展小手工业公私合营改造，要将伯父开的棉花加工作坊交归集体（生产合作社）伯父毫不含糊，再次做通家人思想工作，无私的将家里的棉花加工机械交给生产合作社。为了改变棉花加工的动力装置，伯父带匠工去外地考察。学习水轮机制作技术，并结合自己多年使用的畜力机械传动原理，自己设计水力传动装置，修建起了水轮棉花机，扩大了棉花加工能力，为当地群众服务。为了解决我村群众磨面难的问题，伯父又和村干部一起组织能工巧匠，继续设计水轮磨面机。（用水轮带动石磨盘）过去农村人磨面全靠牛拉或人推石磨，磨面效率非常低，劳动强度大，水打磨的建成，解放了农村劳动力，提高了效率，服务了群众。这种水力磨面机，棉花加工机一直沿用到70年代初我们村通了电才结束。
身为基层干部一身正气，无私无畏，赤胆忠心，一心为公
伯父自解放初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农村合作化后一直担任村组干部，几十年如一日，带领群众开展集体生产劳动，一心扑在集体事业上，为壮大集体事业，无私贡献自己一切力量。
合作化初期，把群众各户饲养的牲畜（牛，驴）收归集体饲养，没有饲养室，伯父说服家人，把我们家三间前房贡献出来用作饲养室，并且伯父亲自担任饲养员，细心饲养牲口。他不分白天黑夜，定期铡草喂养，折土垫圈。把牲口喂得膘肥体壮，为当时集体耕地起了很大作用。
1958年以后，由于当时农村政策的一些失误，加之连年旱灾，农村几年欠收。群众缺吃少穿，进入了全国性的低标准困难时期。这时的农民吃糠咽菜，连一些可吃的野菜，草根，树皮，树叶都吃光了。生产队供给牲畜的草料十分有限。看着日渐消瘦的牲口，伯父心里十分着急，多次把家里积攒的为糊口渡命的麸皮偷偷拿出来给牲口吃。为此经常和伯母吵架，惹得伯母经常流泪。
伯父生性刚烈直爽，为集体事情奋不顾身，心思扑在集体事情上。担任生产队长多年，带领群众苦干实干。他看不惯那些在生产队干活中避尖溜滑和侵害集体利益的人和事。毫不留情地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因而也得罪了少数人，使他们怀恨在心。但伯父从不计较这些。他们常说过去共产党人为中国解放事业连死都不怕，我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只要为了集体，为了群众利益，我还能怕那些落后思想的人吗！
过去的年代，政治思想教育活动十分频繁，作为农村党员，基层干部（伯父多年担任大队监察委员，调解委员，生产队长）经常去县参加各种学习培训会议。他经常头戴一顶旧草帽，一身粗布衫，手挎一个竹笼（农村人叫粪笼）是他外出购物放东西的工具（那时农村人没有提包，农村人赶集购物经常经常提这种竹笼）上级发给的各种文件，材料。包括以后发的《毛泽东选集》都放在此笼中提回家。伯父学习很专心，他的思想完全被当时的教育浸透了，对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公社忠心无比，。他经常夸赞共产党英明，毛主席伟大，能把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从战乱治理的如此稳定，确实了不起。他经常用下雨闲时读看上级文件，学习毛泽东选集，并用党员条件严格要求自己。他经常去全村各队解决群众家庭矛盾问题，对其他一些村队干部的不良问题，一经发现，他毫不留情，敢于直面批评。所以全村人给他一个外号“老党”。
刚正不阿 直言不讳
伯父一生刚直，直言不讳，想啥说啥，心中不容假事，口中不说假话。对上级各种政策方针要求，一经学习理解，他毫不含糊，坚决执行，但对一些不合理做法，看不惯的事情，他敢于直言，甚至与上级发生顶撞。
1958年是中国进入合作化道路后，又提出大跃进总路线时期。但随后浮夸风泛滥成灾，农村开展全民大炼钢铁，从各家各户中搜出铁锅，铁盆甚至菜刀等生活用品或工具，放进土制铁炉中熔炼铁块上交请功。伯父对此做法十分反感。他说成物不可损坏，这些东西都是群众用钱买回的物品，是家里生活劳动需用之物，这样做法太损人了。
58年初期，农村开始推行集体食堂，要求各家各户交出全部粮食归集体食堂。一开始集体食堂管理不善，大手大脚，吃今天不顾明天，伯父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当时在村里一些会议中当着工作组人员面说，这样做法不得了，我们本身粮食就不多，这样糟蹋地吃能吃几天，这样糟蹋下去，迟早会饿死人的。
浮夸风继续在社会横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伯父在一次参加县里农村粮食生产比武大会时的讨论中，针对许多农村干部介绍丰产经验，夸口他们亩产几千斤甚至上万斤。伯父说这是胡吹牛，是糊弄党中央毛主席的，是害人的说法，我是种了一辈子庄稼的人，我心里清楚一亩地到底能打多少粮食。
伯父的言行当时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打击。有人说他“右倾”有人说他“反对大跃进”还有人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伯父说，我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不反对大跃进。我是共产党员讲求实事求是，我不能向党讲谎话。
但是一度伯父被撤销了干部职务。
伯父的话还是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经历一年多的农村大食堂再也搞不下去了。那些亩产万斤粮的鼓吹者均化为泡影。全体人民进入了可怕的低标准饥荒年代。伯父又重新担任起生产队长，带领社员勒紧裤腰带，抓紧生产自救，种瓜，种菜，苦渡饥荒。
社教受冤 文革蒙难 忠心不减
1966年初，中国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试点工作选在了蓝田县。那时已是一个政治上高度敏感，且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社教工作团的工作组人员，带着农村没有一个好干部的认识进驻到各村各队。而我们村是一个被上级认为要重点整治的大村。
初期的清经济工作，工作组几进我们家，屋内前后仔细查看，除祖辈留下非常显眼的四进瓦房外，室内空空无物。前房仍为饲养室，厅房是队里社员常开会的地方。工作组多次与伯父谈话，查其任干部期间有无贪污挪用问题，毫无嫌隙可进。后听人们都说伯父一生清廉无私是出了名的，就再不理了。但是看着家里前后几进瓦房，总觉不自在。
后来到了补定成分阶段，家中能盖起这么多房子，且解放初期开有棉花车子，肯定不能算作中农成份。那时工作组补定成份的原则是“富农凭算，地主凭看”。他们还发动一些和伯父有意见的人。给伯父凑合了几条罪状。（其中有反对大跃进，攻击食堂化，打骂群众，用粪笼放毛主席著作，侮辱毛主席等等）一系列不实之事统统加在伯父头上。伯父一生刚烈，与工作组讲理争辩。工作组大怒，召开斗争大会，并煽动不明真相群众多次围攻，殴打伯父，想令其折服。伯父只说我身为共产党员，一生光明磊落，从不反党，反毛主席，我虽然在工作中得罪了一些人，但我从未欺压过社员，我问心无愧。但他还是被强行开除了党籍，并戴上富农分子帽子成为阶级敌人，共产党的专政对象。他经常被拉出去挂上牌子游街。当时我自己还小，目睹这一切现象，心里十分害怕。有一次伯父把我拉在怀里说，娃，不要怕， 这是朝廷里出了奸臣，共产党是好的，毛主席是好的，他老人家不知道下面这些冤事，若知道了是会纠正的。从此以后伯父很少讲话，只是默默埋头干活。
社教运动结束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那是向一切当权派开火的时期。各类造反组织风起云涌，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他们都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向着他们认为不顺眼的人开火。
社教运动以后，伯父不服给家中补定富农成份和给自己戴上富农分子帽子，多次写材料向上级申诉。被一些造反组织视为不老实接受改造，图谋翻案，破坏社教运动伟大成果。
1967年，一些造反组织，把反对当权派的矛头又移向了当时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从而显示他们组织的革命性权威，发布了一道违反国家法律的“镇反公告”重点打击那些他们认为还不老实的“阶级敌人”。
记得的是冬季（12月），一天下午，伯父正在用独轮土车给生产队地里推粪，一造反组织来了几个人，把伯父和村里另两个人（也戴有地富分子帽子）叫去公社。临出家门邻居有位好心人悄悄说“二叔”眼睛放亮些，他们叫你没好事，能跑就跑吧。伯父说，我又没干亏心事，跑啥呢？我不怕，他随哪些人去了公社。
到了公社院内，如临大敌，周围站满了持枪拿刀的造反派人员，院内站了十几个从各村捉来的“地富分子’。晚上伯父被叫进了一间房子，一个三十出头的造反派小头目坐在桌边，旁边站着三四个手持木棍的中年男子，个个凶神恶煞。这时其他房内传来了很大的呵斥声，用器械打人声，尖利的哭叫声和求饶声。
“你叫赵志良”小头目大声问到，“是的”伯父平静地回答。“你是富农分子，阶级敌人，听说你最近不老实，还想翻案破坏社教运动的伟大成果，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老实交代”小头目恶狠狠的说。伯父说“我认为我不是阶级敌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过去我没有剥削过人，我家从来是自食其力，给我家定富农成份，给我戴帽子，我认为不合理，我是向上级反映过，申诉过，我只讲我家事，我不是破坏社教成果，对共产党，对毛主席我是从心里拥护的。”
“你还敢嘴硬”，造反派头目高声叫道。“我说的是实话。”伯父说。“这个阶级敌人气焰太嚣张了，给我打下去。”小头目气急败坏，几个壮汉立即围上来，一阵乱棍，伯父被打倒在地。他不停的翻滚着，一会就不能动了。他又被拉着坐起来，他已站不了了。“你是不是阶级敌人，富农分子”小头目厉声又问。“我是共产党员，我不是阶级敌人”伯父咬着牙坚定的说。“再打”小头目狠狠地说，棍棒又一次落在伯父身上，他翻滚了一会，就不动了，昏死了过去。小头目又问了几声，没有回答。啪，一碗冷水泼在伯父头上，伯父醒了过来，在地上小声呻吟着。“你到底你是不是阶级敌人，富农分子”小头目呲着牙问。“我…是…共…产…党…员。”伯父断断续续的说，后又昏死过去。“真是死硬分子，打！”又一阵乱棍，伯父一动不动。他们以为死了都走了。
第二天，造反派在公社大场召开了批判和镇反大会，未死的伯父，被抬到会场进行批斗，那天他们打死了三个“地富份子”。
下午有人捎话，让赶紧去公社大场拉回伯父。叔父和哥哥用架子车从公社拉回了奄奄一息的伯父。他满身泥土，脸上血迹斑斑。我见状大哭，浑身不停地哆嗦着。伯父微微睁开眼，看着我说，娃，不要怕，人生总有一死，伯都60几岁的人了，害怕啥！我没有给共产党丢脸，我不是阶级敌人，我是共产党员。全家人都低声哭泣着，无人敢进家来看望伯父。
天黑后，叔父，哥哥在架子车里铺上麦秸和被褥，连夜把伯父拉到西安，托人找关系，以从树上摔下为由，住进了西安红十字会医院。
伯父全身多处骨折，一双大腿粉碎性骨折，均用钢板手术固定。半年后伯父才能下床，一年后才能扶双拐行走。为治病借遍了亲友，并卖掉了家里一切可卖的东西，包括伯父母的棺木。尽管这样，伯父的共产主义信念没变，他总是说党是好的，毛主席是好的，只是朝廷里出了奸臣，奸臣害忠良，古来有之。但我相信我的冤总会明的。
1976年9月9日下午，伯父拄着双拐在大门外。这时大队高音喇叭里响起阵阵哀乐，中央电台广播员悲痛的声调中传出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满场中人们走动，说话声立即停止了。伯父先是惊呆了，随后大哭了起来，他对毛主席的感情太深了，虽0身遭大难，但从没有改变他对共产党的信仰，对毛主席的忠诚。我赶紧把他扶回家，深怕因此再引起什么不测之事。回家后，伯对我说“毛主席是好的，他老人家是不知道伯这些冤枉事的，伯从不怪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我娃在外边好好干吧！
下半年“四人帮”被打倒，伯父知道后，高兴地说“奸臣终于被除掉，我的冤枉有明的盼头了。”1978年，在全国性的平反冤假错案中，伯父被错划富农成份，错戴富农分子帽子，错开除党籍的冤案，被彻底平反了，伯父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回到了人民群众的中间，但他已干不了任何农活了。
老年的伯父活得很快乐。1982年伯母去世，伯父随兄长去山西太原，与儿孙团圆，乐渡晚年。1990年伯父在太原病故并火化。享年84岁。1993年伯父去世三周年，兄长一家带伯父的骨灰回家乡安葬，村党支部为伯父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他从此长眠在历经磨难的家乡故土中。
2010年8月于西安海棠学院
